三国演义之蜀汉后传第149章 刘备的膨胀与冷静中

东汉末年天下三分英雄辈出。

刘备以汉室宗亲之身历经三十载风雨漂泊终成一方霸主。

其奋斗轨迹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几乎斜穿整个华夏大地这一路历程之复杂颠沛流离之程度在三国时代无人能出其右。

刘备创业之路以“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三阶段铺展。

自初平二年（191年）踏入青、徐之地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称汉中王整整耗费了近三十载光阴。

三十年沐风栉雨刘备终成跨有荆、益的一方诸侯此时的他可谓功成名就志得意满。

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

就在刘备称王之际关羽挥师北伐襄阳威震华夏。

然而仅仅四个月后吕蒙便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荆州全境尽落东吴之手。

半年之后孟达降曹上庸之地也随之丢失。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作为回应刘备于次年四月登基即位改元章武随即挥师东征。

然而至次年夏天东征大军竟在夷陵之战中全军覆没。

短短三年时间刘备一世英名付诸东流辛苦打下的基业丧失大半。

表面观之似乎刘备因一时意气用事做出了错误决策。

然而若深入当时政治环境与战略格局伐吴之决策实则有其内在逻辑与合理性并非如后世所简单评判的那般“政治错误”。

刘备集团以兴复汉室为核心意识形态与号召这一政治定位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向。

“汉贼”曹操自然是首要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窃取汉室领土、割据一方的孙吴就不算僭逆。

特别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在袭取荆州之前为避免两线作战已向曹操称臣（约在当年十月）甚至还向曹操上书劝进。

以汉室正统视角观之孙权的这一行为无异于公开附逆。

对于标榜自己是汉室唯一合法继承人的刘备而言讨伐“曹贼”与征讨“吴狗”虽有主次之分但在政治层面上本质都是代表大汉帝国维护主权打击叛乱政权。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在即皇帝位时言： “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

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

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 这表明刘备集团将曹氏视为篡汉之首恶。

然而孙权背盟袭荆州杀关羽同样是对汉室权威的挑战。

从法理上讲刘备作为汉室代表对孙权的征讨同样具有合法性。

战略环境的现实考量 从战略层面分析伐吴与伐魏之间的选择并非简单的“正确”与“错误”二元对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取得汉中之地但这片土地经历了自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征张鲁以来长达四年的战乱。

曹操在撤退前更将汉中人口大量迁走使得此地短期内难以成为北伐的可靠基地。

汉中地区经过连年战火民生凋敝资源匮乏。

若要以汉中为跳板北伐曹魏需经过漫长而艰险的秦岭山路后勤保障极为困难。

加上曹魏在关中地区经营多年防御体系完善以刘备当时实力北伐成功概率实则不高。

反之东吴刚刚夺取荆州统治尚未稳固。

荆州地区有众多心向刘备的旧部如能迅速反攻或有收复失地的可能。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顺流而下可直逼东吴腹地地理上比北伐曹魏更具优势。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明确：“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 荆州之失使得这一战略规划无法实施。

收复荆州因此成为恢复《隆中对》战略布局的必要前提。

内部政治的诉求 刘备集团内部存在不同派系主要包括早期跟随刘备的元从集团（即在北方的老班底）、荆州士人集团和益州本地势力。

关羽失荆州后荆州集团失去根据地迫切希望打回老家； 元从集团与关羽情同手足为关羽报仇雪恨成为情感上的必然选择； 唯有益州本土势力对东征持保留态度。

《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赵云谏言：“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

” 这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秦宓因谏阻东征而被下狱说明朝中反对东征的声音并非主流。

刘备登基后需要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内部团结树立新皇权威。

选择东征而非北伐既有情感因素（为关羽报仇）也有现实考量——东征孙权胜算相对较曹魏大若能取胜可迅速提升刘备称帝后的威望。

局势的微妙平衡 220年曹丕代汉后三国鼎立之势正式形成。

此时魏国刚刚完成朝代更替内部需要时间稳定；吴国夺取荆州后与魏国关系微妙虽表面称臣实则各怀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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