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开始要写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以及北伐的战役但是我忘了还有很多要写为了不在与时间线越离越远。
下面我将介绍刘备入蜀以及汉中之战以及张飞、关羽、赵云、马超四将的点评。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 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写下的这段文字不仅是对东汉末年益州地缘价值与政治格局的精准概括更埋下了此后刘备集团入主蜀地的历史伏笔。
建安十三年(208)当诸葛亮在隆中的茅庐里为刘备擘画“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时益州这片被群山环绕的富庶之地便已注定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关键舞台。
而张松与法正这两位身处刘璋阵营的“异类”则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了撬动益州命运的重要支点。
一、隆中定策:益州为何成为刘备的“必争之地” 建安十三年的东汉末年天下早已不是汉家一统的模样。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又陆续平定北方群雄此时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成为中原大地无可争议的霸主; 孙权凭借父兄两代人的经营“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凭借长江天险与江东士族的支持在东南一隅站稳了脚跟。
在诸葛亮看来这两大势力“诚不可与争锋”“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刘备若想成就霸业必须另寻出路。
这条出路便是兼并荆州与益州——两位“同宗”的地盘。
荆州牧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虽占据“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战略要地却“其主不能守”早已是各方觊觎的对象; 而益州牧刘璋更是被诸葛亮直接定义为“暗弱”之主虽坐拥天府之国却缺乏雄才大略难以在乱世中保全基业。
赤壁之战的胜利让刘备终于摆脱了“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顺利掌控荆州南部四郡此时向西夺取益州便成为实现“隆中对”战略的必然一步。
益州的价值远不止“沃野千里”那么简单。
从地理上看益州以成都平原为核心东有巫山、南有云贵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与大巴山形成了天然的“四塞之国”易守难攻。
秦末时期刘邦正是以益州为根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终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这便是诸葛亮口中“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历史依据。
从经济上看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到刘璋统治时期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在常年战乱的东汉末年堪称一片“世外桃源”。
可恰恰是这份“安稳”成为了刘璋的致命弱点。
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时代“保州自守”的策略无异于“坐以待毙”。
自其父刘焉公元188年被任命为益州牧以来刘氏父子在益州割据已近二十年却始终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
刘焉当年“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只想偏安一隅;刘璋继位后更是延续了父亲的保守策略既无整合内部势力的魄力也无应对外部威胁的远见。
正如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刘璋“暗弱”导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当一个政权无法满足有识之士的抱负也无法保护百姓的长远利益时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益州内外:土着与“东州士”的矛盾漩涡 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
这种暗流的核心是本土士族与外来势力“东州士”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刘焉入蜀之时。
公元188年刘焉以“监军使者”的身份出任益州牧是典型的“空降官员”。
彼时的益州本土士族势力盘根错节如蜀郡的张氏、犍为的杨氏等早已在当地经营数代拥有深厚的人脉与资源。
刘焉初到益州毫无根基为了巩固统治他不得不倚重从外地避乱而来的“东州士”。
所谓“东州士”主要是指东汉末年从关中“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与南阳郡一带迁入益州的流民与士人总数有数万家之多。
这些人因家乡战乱被迫西迁既无本土士族的根基也无退路只能紧紧依附于刘焉这位“外来牧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力量。
为了扶持“东州士”刘焉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本土士族的措施。
他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借口“图谶”之说诛杀了益州本土的十余名豪强以此震慑地方势力。
在刘焉的支持下“东州士”逐渐在益州形成了特权阶层——他们无需承担繁重的赋税却能占据肥沃的土地; 他们在官场中垄断高位却对本土士族百般排挤;更有甚者一些“东州士”子弟凭借权势“专横跋扈侵暴人民”欺辱益州土着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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